#深度好文计划#阿甲先生，原名符律衡，曾用名符正，是著名戏曲编剧、编剧、艺术家。1937年家乡沦陷，他从江苏出发，奔赴延安，他虽是文人，但也有爱国之心。

阿甲一心向往延安，但战争年代兵荒马乱，他只能沿着长江先到达了湖北武汉。他找不到门路，阴差阳错先进了国民党的“技术训练班”。

进入后，阿甲才弄明白，班里大多是一些流亡的知识分子和学生，并没有什么技术可学，经常讲一些抗日宣传的内容。没多久，“技术训练班”又改为“湖北乡干训练班”。

阿甲听说了山西“民族革命大学”招生的消息，就自动脱离了训练班，跑到山西运城进入“民族革命大学”学习。在这里，阿甲感受到了强烈的民主氛围，还能传来不少延安那边的消息。

阿甲

不过阿甲依旧心心念念想到延安去，总感觉山西的阎锡山对革命的态度，不如共产党彻底。可校方不愿意让学生们去延安，流失人才，甚至将主要渡口风陵渡的船封锁了。

最后，阿甲和几位同学找到一处不知名的小渡口，交涉了好久，才被准许渡河。渡河过程中，阿甲不慎落水，幸亏拉住撑船的竹竿，才爬回船山，捡回一条命。

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，简历上写着国民党的身份

渡过黄河，就是陕西的韩城，后来不少“民大”的学生都渡过来到韩城，那时候，临汾已经沦陷，听说运城也很危险，患难相聚，大家都很高兴。

然后，大部分学生都从韩城前往西安，并在西安办事处登记，去往延安。阿甲一番周折，最终抵达自己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，非常高兴。

阿甲和艺术演员们

1938年春，阿甲抵达延安。延安有抗日大学、陕北公学、鲁迅文艺研究院，阿甲原本计划学军事政治，“抗大”是最合适，但和他一同来延安的同学都劝他进“鲁艺”，因为阿甲会画画。

阿甲考虑了好几天，决定去考“鲁艺”美术系。“鲁艺”当时只有四个系，分别是文学、美术、音乐、话剧，各方面条件也很艰苦。

学校伙食很简单，吃饭是分组聚餐，没有那么多凳子，大家就是蹲着吃。一般只有一个菜，一大盆端上来，主食是黄米饭、窝窝头或者面条。

条件虽然差，但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，自己动手挖窑洞，一起谈天说地，自由之风很浓，且大家都对未来充满希望。

阿甲入校写简历时，毫无顾虑地把国民党身份交代了，一方面，他真心诚意要投奔共产党，并认为共产党才能救中国，国民党腐败无能，令人失去信心。另一方面，他在加入国民党后，读过一些进步书籍，更偏向共产党各方面的观点。

进入“鲁艺”之后，除了日常的学习，阿甲和同学们也一起画抗战的宣传画，多采用素描和速写的画法。阿甲之前学的是中国画，没有素描的底子，因此学习素描，算是从头开始。

阿甲自己也没想到，因为一场文艺晚会改变了命运。当时是参加一个什么机关组织的文艺晚会，礼堂很大，人很多，演出节目也很丰富，有抗日的流行歌曲，有小剧本表演，也有乐器演奏。

阿甲会唱一点京戏，就用京戏中的“西皮流水”板的形式唱了一段贺绿汀创作的《游击队之歌》，虽然一字未改，但别有韵味，获得了观众的一直好评，掌声非常热烈。

就是这样一个契机，阿甲开始被邀请给大家表演节目，他和陶德康排演了《夜袭飞机场》，和江青排演过《松花江上》，和任桂林排演过《钱守常》。都是半业余性质的，从各个单位调人表演。

江青

由于最初延安文艺活动匮乏，这些新的演出很受欢迎，很快阿甲被组织从美术系调到鲁艺实验话剧团工作，并被要求将京剧作为终身事业来搞。

阿甲第一反应很迷惘和疑虑，他抛妻别子大老远来延安，最初是为了学政治、学军事、学共产党的革命道理。学美术是因为爱好，搞京戏似乎违背了初衷，何况“五四”是把戏曲否定了的。

思来想去，阿甲打开了思路，戏曲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，作为对旧形式的一种改造，让戏曲提前为当前的争执服务，这不也是和政治相关的事业吗？

后来经过组织的说服和开导，阿甲决定以当领导的京剧改革作为自己的事业。很快，鲁艺实验剧团成了一个京剧小组，最初有八个人，后来人员调来调去就搞不清了。

延安

延安的京剧演出又一个特点，即一开始就是为政治服务，演出的旧戏不多，演出的大多是新排演的戏，讲一些抗日战争或者时代背景下的故事。

例如《松花江》讲的是江边的渔民抗霸抗税，鱼霸则以日寇为后台，引发一场积累的斗争。戏剧讲究塑造人物形象，只要人物形象鲜活生动，就能得到好评。

1938年秋，鲁艺话剧系排了《流寇队长》，音乐系和话剧系排了《生产进行曲》，京剧组排了《松花江》。这三个戏轰动一时。1939年秋，鲁艺平（京）剧研究团正式成立，阿甲担任团长，罗合如当副团长。

由于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，首长多、干部多、学生多，都很爱看京戏。在杨家岭大礼堂演戏，观众大部分是中央首长，对内容的选择比较宽松。

杨家岭大礼堂

有一个时期，日军的飞机总来延安轰炸，城市的礼堂已被炸毁，但大家还是坚持排戏，在山崖岩石的遮掩下排练。人不够的时候，还经常从其他系抽调人员来帮忙，文艺氛围特别好。

阿甲和毛泽东的接触

延安的文艺娱乐是广泛的，有一次毛泽东来鲁艺作关于《红楼梦》的报告，阿甲也在，听了报告，对这部小说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。

毛泽东住在杨家岭的时候，是一排新挖的三孔窑洞，窑洞之间是打通的，一孔是睡觉的，一孔是办公的，一孔是吃饭和休息的。毛泽东习惯夜间工作，白天睡觉，有一次阿甲过来，毛泽东正在休息，开留声机听。

留声机播放的是言菊朋和新艳秋合唱的《梅龙镇》，毛泽东很欣赏这个片子的唱腔，说这张唱片优雅、清静。

毛泽东在延安的旧居

还有一次，毛泽东看了阿甲演得新编抗日京剧《钱守常》，很喜欢。江青过来找阿甲说：“毛主席看到你身体瘦弱，要给你点钱财用。”

阿甲说：“感谢主席的关怀，但要钱我也没有用。”

之后，江青又拿出一瓶药水，说是一种补药，叫“铜碘”，是其他人送给主席的，主席又转送给你。阿甲收下带回家，却发现自己忘了问如何服用。

当时正巧是西红柿丰收的季节，阿甲家中有不少，于是一边吃西红柿，一边喝“铜碘”。结果睡了一觉，醒来就觉得鼻孔发痒，原来是流鼻血了。可能是补得太过了，也可能是对服用这种补药不了解，吃了相克的食材。

还有一次，阿甲和方华去毛泽东家中。方华经常去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家中跳舞，有时也到毛泽东家中去。两人来的时候，毛泽东正在吃饭，菜很简单，一碗烧萝卜，一盘辣椒，一碟子炒鸡蛋。

王稼祥和朱仲丽

毛泽东邀请两人一起吃便饭，阿甲和方华两人几筷子就碟子见了底。毛泽东用筷子敲敲小碟子的边沿，问：“这个东西还有没有呀？”警卫员站在旁边没有做声，阿甲和方华感到很不好意思，两个人其实是来听戏的，结果吃了一顿饭。

有一次，阿甲到杨家岭礼堂演戏，遇见毛泽东散步，两人随口谈起剧团里的事情，阿甲做了个简短的汇报。毛泽东的一句话，让阿甲铭记终生，是“对同志们政治上要宽些，艺术上要严些。”

1939年，阿甲提出了入党申请，1940年秋冬之际，陈云来找阿甲谈话，正是有关入党的事情。大概谈了一个晚上，阿甲将自己从出生的经历全部讲了一遍，然后就可以入党了。

由于阿甲曾参加过国民党，加入共产党需要三个介绍人，他找了3位党内友人，之后又进行了一个简单但庄严的入党仪式，阿甲就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。

毛泽东在延安

1942年年初，鲁艺传来一个好消息，说前线贺龙部队的“战斗平剧社”要来延安和鲁艺的平剧研究社团合并。大家都很高兴，贺龙部队有两个宝，一个是球队，一个是“战斗平剧社”。

贺龙同志为了扩大和提高延安的平剧运动，丰富延安的文娱生活，割爱将这个剧团送来。这件事得到了众多首长的关心。

鲁艺评剧团和战斗评剧社合并之后，延安的平剧研究院就有了分队表演的条件，可以下乡、下部队演出了。

1942年夏秋之际，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了。毛泽东报告的精神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，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，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。

一个晚上，阿甲被调到司令部审查，说是知识分子，是搞过政治的人，要坦白交代。但是阿甲仅仅是曾经参加过国民党，从未当过特务，更没有搞过任何破坏。这次审讯没有结果，只是阿甲被调到司令部接受长期审查。

隔年之后，阿甲才回到延安平剧研究院工作。

期间，毛泽东到党校讲话，平剧研究院的同志们也都去听了，气氛比较严肃，毛泽东的讲话也很长，有几句话阿甲印象深刻：“一个人在肉体上挑个刺，总是要动许多好肉，这一回审干冤屈了许多同学，我是整风审干的总司令，我要负责任，我现在向你们道歉......”

审干之后，气氛就变正常了，延安的干部晚会又要求看传统戏了，阿甲也继续他的京剧事业。

离开延安

1945年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召开。会议期间，延安评剧院多次去杨家岭演出。节目有《三打祝家庄》和其他传统节目，以活跃文娱生活。

此后不久，日本投降，为了争取和平，揭露美蒋破坏和平的阴谋，党中央决定，同意毛泽东飞重庆谈判。毛泽东从重庆谈判回来，剧团去杨家岭演戏的时候，在走廊遇见了毛泽东。

剧团成员都问毛泽东：“主席，你在重庆看京戏没有，怎么样？”

毛泽东回答说：“蒋介石陪我看三天戏，最后一天没有去。他们的技术比你们高些，风格没有你们高。”

阿甲却默默思考，延安京剧服务的对象主要是首长、干部和战士，是他们的欣赏兴趣培养了我们的演出风格。至于技艺方面，重庆那边的表演人员，大多是科班出身，有深厚的功底，自然好些。

后来，胡宗南进攻延安，时局紧张。阿甲以及剧团都有序的被疏散到绥德。不久，延安又来信调剧团回去。没几个月，时局又吃紧，剧团再次调走。

这时候中央组织部把延安评剧院交由华北联大的成仿吾领导，阿甲和大家从延安出发，经晋西北到河北，一路行军，一路演戏。

行军到西柏坡，中央领导都在这里。陆定一和肖山同志来看望剧团的人员，陆定一说：“延安评剧院的任务就是搞戏曲改革，演现代戏，影响旧班社。”

陆定一

后来，阿甲和评剧院又来到河北正定，并被编入华北联大。华北联大名义上是军事编制，每一个系是一个中队，剧院常去给大家演出。

延安时期，是京剧发展最为自由和丰富的时间。京剧在延安时期的作用，一是改造就形式，为抗战服务起积极有效的宣传作用。

二是演了相当于一个时期的传统戏，活跃了延安干部。群众和中央领导的文娱生活，很受欢迎。

三是创作了新编历史剧《逼上梁山》《三打祝家庄》等等，开辟了京剧艺术上的政治方向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阿甲被任命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、副院长，著名的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就是他编导的。

1994年12月24日，阿甲病逝于无锡医院。